我极力抗拒，却发现原来自己一直走在这条路上。

十九岁那年，我就被上帝呼召成为祂的使者，对此我却毫不知情。一九六六年我从德州，卫拉格的格兰第山谷中学毕业。我的哥哥，伊利亚士，是一位牧师，曾经把我带到西南联大（现在的西南复临大学的大门口放下，他认为我应该念大学。不知道是真或假，我总觉得他与母亲给我的压力很大，他们希望我成为一位牧师，而我心里祇想到口袋中有五块钱就好了，那已是很多的钱了。

很快地，我找到一份工作，专门拆除汉敦大厅后面的老旧木屋，那原是男生宿舍。在这期间，我也参加一些大学暑期活动，报名男生四重唱，带领周五晚间在基林教堂晚祷会的唱诗班。我交了许多朋友，参加在克林本(Cleburne ) 国家公园的退修会，游泳、登山、吃许多好吃的食物及西瓜 ,尽情享受德州的夏天。

在一个酷热的七月天，当我在拆除老旧建筑物时，我突然决定不要事奉祂了。我很受大家欢迎，也适应得不错，但不久学校要开课了。我将主修神学吗？我可不想走这条路。

我将铁锤及铁橇丢下，跑去找老板，拿一点薪资，装了一袋的东西，即搭便车前往加州的罗玛琳达。我不要成为牧师！

在途中

我向罗玛琳达的一所古旧疗养院申请一份工作，疗养院设立在山顶上。住院部门录用我，负责拖病房及走道的地板。我一边清洗急诊室，一边聆听由扩音器传出来的君王先锋××四重唱。我在员工休息室休息，与朋友聊天，并且略看一下太阳报的体育版。也匆匆地浏览一下头版，死亡名单总是在底下，字迹很小不够显眼。那不是医院所发布的，那是一张在一个叫「越南」地方死亡的士兵伤亡名单。这战争与我没甚么关连，但我感到高兴，不必因为要成为牧师而去读书。

一九六七年一月，我要做一个抉择。再过二个月我就十九岁了，我要继续做下去吗？（我不想一辈子做一个工友！）我该回到大学吗？（这与念神学似乎没甚么差别。）

我决定自愿入伍。打算做一件崇高、正当的事。那是我的决定；我要为国家页献心力。

我内心没有太多挣扎，不认为它违背了我的教养、价值观或信仰。我是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长大的。我一直很想加入海军，但还是未加入。我是因宗教因素反对服兵役者，所以必须加入陆军成为医务兵。如此我非但不会去杀人反而可以医治人；上帝将会以我为荣。纵然我当不成牧师，祂依然会爱我的。不到一个月，我接到一份通知，内容写着：「依规定，你必须向德州的征兵委员会提出报告。」

离开训练中心上战场

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，我从德州休斯敦山姆基地的医学训练中心毕业。查理公司的一百九十六位应届毕业生中，有一百九十四位奉命去越南。我祇好向训练中心道别。

我在战区待了一年，照顾受伤及奄奄一息的军人。心身俱感疲惫，变得易怒、退缩、心理麻木。上帝在那里啊？我认定祂不在越南。

当我回国后，战争已是过眼烟云－－至少我是这么想。我自我陶醉，以为自己是战后英雄的美梦，很快地变成一场梦魇。没有乐队、彩带、旗帜，没有人认识我。我面对的是一个漠不关心、不知感激、愤世嫉俗的社会。我觉得羞愧、罪恶感、孤独、适应不良，并掉入自设的陷阱；想要否定掉所有在越南的记忆。我将军中制服脱下，挂到衣柜内。我觉得没有人对我有兴趣，我与别人无关，甚至与上帝也无关。

崩溃

我回到西南联大，想从其它基督徒身上找到慰藉，但没找到，似乎无人关心我的伤痛。没有一个教授询问我为何每科皆被当掉。也没有一个辅导员可处理我的伤痛。我退学了，成绩单上每科都被盖上「不及格退学」的章。这章似乎也印在我的额头上，我认为这些教育家甚么都不懂。

以为结婚或许可以解决我的孤单，所以我结婚了。但是效果不彰。想要打电话给教会，若是真这么做的话，他们还不是充耳不闻。

一九七三秋天，我又回到西南联大－－这已是第三次了。虽然我是以试读的身分入学，但四年的课程我在三年内就完成了。我以理科学士学位毕业，主修中学教育。二年后，得到欧斯汀‧史蒂芬州立大学的硕士学位。

毕业后，离开南科多斯，搬到欧州汀，担任研究助理及谘商人员；同时也报名德州大学博士班的课程。一九八○年，我的生命中增添了一位可爱的女儿。

然而不久我崩溃了，变得易怒、焦虑、恐惧、沮丧、羞愧、有罪恶感、过度警戒，并且有自杀念头等，这些症状一直持续了十一年多。后来症状恶化到难以控制的程度，我整个人身心皆崩溃了。

一九九一年，我的器官功能失调，是由于心理疾病导致的。医生诊断出我因过去创伤压力，而引发了严重的慢性心理疾病。原因是当年在越南时，目击到大屠杀的场面。

因此我迁怒于政府派我到战场；我对教会也感到愤怒，因为他们告诉我到战场，可以以宗教理由免除兵役，而之后我向他们叙述战区医护员的恐怖经验时，他们却显得漠不关心；我也因为西南大学的大门而痛恨大学。我愤怒－－对每个人，包括上帝，祂使我挫败。当牧师？绝不可能！

因着我第二任太太的爱及虔敬、努力，我透过退役军人事务部门，开始做一连串的治疗。经过五年无间断及三年的住院治疗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在一九九六年，拨下全额的残障补助给我。

我以为这些钱可以解决问题，其实不然。他们给了钱就不管我了，我被当初期望我来防卫国家的同一兵种单位强迫退休。他们笑谈那是「提早退休」，并说：「朋友！你很幸运，你应该感到高兴。」但我不觉得幸运，我也不快乐，我是个浪子。

因绝望而落入陷阱

一九九七年五月，我独自在家，太太及女儿出外购物。我奋力与撒但作「持久战」。撒但一直说服我是无用的、无希望的、疲惫的，他一直叫我结束生命，这样我才可找到休憩、平安及宁静。撒但提醒我说：「一位越南的退役华人最近才结束生命，他说我的朋友做了『如此光荣』的事，我可以与他一起『安眠』了。」

我躺在床上大哭、流汗、发抖，一把已装满了子弹的手枪就在手边。就在我与撒但争战的过程，那位我不喜欢的上帝，亦即有至高权柄的「大医师」介入了，祂助我一臂之力，救了我一命。

至今，我仍在挣扎而且无工作能力，但我却找到生命的新意义，为我经历的痛苦找到一个目标。我现在常与不同的小组分享上帝的爱、恩典、宽恕及拯救。起初我与从越南或其它战区回来的退伍朋友分享，然后再与我们的教会及一般社会人士分享。

我一直以为回避成为牧师的想法成功了，事实上在越南时，祂就一直跟随着我。在那里上帝已授命我成为祂的牧者－－祂不动声色地默默进行，没有大吹大擂一番，没有任何仪式、媒体倡导，更没有电子邮件的简要节录。花了卅年时间，我才意识到上帝一直在触摸我，呼召我去事奉祂。

上帝以一种神秘方式动工。祂是那么有耐心、爱心、坚忍、睿智、刚毅。祂不愿失去我。

我在越南时，祂就呼召我，那是我控诉上帝离开我最远的地方，一个使我觉得周遭都不受上帝眷顾的地方。在战区，第六十七撤退医院的急诊室中到处都是血，痛苦呻吟声响彻耳边，我们面对着死亡，一切显得那么邪恶。在这最晦暗的情况下，我被上帝呼召来完成祂的使命。

我被呼召去鼓励伤痛着；他们呻吟说：「医生！好痛啊！」我安慰说：「不会痛太久的。」「我会死吗？」「不！你不会死！」「我还能走路吗？」「当然！」「我的外观都变形了，是吗？」「不会一直是那样的。」「医生，我恨敌人如此对待我。」「我也是。」

我被呼召安慰生命垂危者，对方说：「请你转告我太太要一直戴着婚戒。」「她会的。」「请告诉我母亲，我不是懦夫。」「我会的，你绝不是懦夫。」「告诉我女友，我对她的爱至死不渝。」「我会的。她也知道的。」「我将见不到我那五个月大的孩子。」「你会的。」「我再也见不到这个世界了。」「不，你会见得到的。」

不再有战争了

这位十九岁，来自德州的墨西哥乡村美籍小移民，就站在上帝面前。当飞机在越南海湾着陆时，上帝也与他一起下机。祂说：「我将永远不离开你。」「我将永远不离弃你。」

当痛苦、死亡笼罩我时，那是出于上帝的旨意，当安慰的话语从我口中说出来时，那也是出于上帝的美意。当天摇地动时，那是祂的脚踪。

当情绪的疼痛大到无法忍受时，是上帝触摸我，麻痹我的情绪使我能支撑下去，使我得以存活。当我羞辱祂，质问祂为何在我需要祂时，祂不在我身旁，祂祇是低下头，暂时消失在壕沟里，在烈酒中、在丛林内、在开刀房或外科病房，甚至在稻田那一端的临时停尸间，虽然我看不见祂，但祂一直守护着我。

祂说：「我将永远不离开你，」「我将永远不离弃你。」这种爱可能存在吗？为何这种爱会使痛苦发生？这神秘的原因在那里？

后来我在另一个残忍的战场上、在一个孤独满布伤痕的山顶上、在一个炽热的陆地上找到答案。上帝带我到那里，就像父亲与儿子一般，手牵着手。我听到祂用颤抖充满感情的声音告诉我说，痛苦是拯救的一部分。我感觉到祂握着我的手叫我释放，因为我的罪已洗净了。我看到祂的泪水，我看到祂儿子的足迹，我看到祂儿子的血。我看到髑髅地，旁边有一个空着的坟墓。
（作者是一名退役军人，目前是专栏作家，也是一名教师。）